中国的帝国盛世（三）——大汉盛世（下）
大秦、大汉赫赫武功，华夏子弟开疆拓土。脚下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祖父，暴霜露，斩荆棘，以有尺寸之地。大汉王朝武功更进一步。
“外事四夷”从总体上讲，并非汉武帝吃多了无事生非或想名垂青史的好大喜功，也不是主动地、有意识地扩张，而是战略反攻中“防守反击”的结果。正如他对大将军卫青所说：“汉家庶事草创，加四夷侵凌中国。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。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。”汉武帝的“外事”，主要包括反击匈奴，以及经营西域、开发西南、平定南越和闽越叛乱、对朝鲜卫氏政权战争、平定西羌叛乱等。
一、对匈奴的反击战
反击匈奴的战争，是汉武帝乃至整个西汉文景盛世时期最主要的战争行动。匈奴是西汉王朝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，他们崇尚战功，以健壮者为尊、老弱者为贱，对外战争既是整个部族也是每个人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战争中每斩一敌首者，受赐一壶酒，所掠夺的人口和财物除一部分充为公用外大部分归于劫掠者本人，加之与生俱来的“来如飙风、去若闪电”的游牧习性，因此经常向周边和中原地区发动掠夺性战争。
“在众多民族中，匈奴与秦汉王朝的对抗最为激烈，引发边境数百年战火不熄，是汉朝巩固多民族统一的最大威胁”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，是在即位后的第12年、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展开的。大体经历了战略试探、战略反攻前期、战略反攻后期三个阶段。
（一）战略试探
文、景二帝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，对于匈奴的侵扰一直采取战略防御，虽然有几次反击行动但都没有打出边塞，对于匈奴的军情还缺乏深入的了解。因此，在大规模反击开始前，有必要进行一些战略性试战，以摸清情况、找出存在问题。
公元前134 马邑伏击战、公元前129年的关市反击战就属于试战性质的作战。马邑伏击战役，是采取大行、将屯将军王恢的“马邑之谋”——在马邑附近山谷地区设伏歼击匈奴大军，而进行的一次作战行动。这次战役，汉武帝出动了30万大军。但因匈奴谨慎、汉军一哨所尉史泄密、王恢畏惧匈奴不敢前出追击等原因，最终无功而返。
关市反击战，是在马邑伏击战之后的第四年，汉武帝针对匈奴人侵上谷、杀掠吏民而组织的一次反击作战。此役，虽然胜少败多（仅卫青一路杀敌700，并将敌追至今内蒙正镶白旗附近，其他三路均遭失败），但也从中发现了匈奴主力在阴山以南地区、匈奴军的特点是机动方便，暴露了汉军兵力分散、难以适应战场情况变化、难以互相支援，易遭敌各个击破等问题。
（二）战略反攻前期
公元前127年，汉武帝决定实施对匈奴实施战略反攻。作战正面，东起辽东右北平（今凌源）沿整个长城展开，西至天山车师（今乌鲁木齐东南），纵深从河套越阴山，直达大漠以北。双方投入了以骑兵为主体的近百万大军。五次战役（史学界也有的归纳为三大战役），均以汉军大胜而告终。
第一次战役——反击河南（亦称“汉匈奴西河朔方战役”）。公元前127年，针对匈奴人侵上谷、渔阳（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）地区之际，采取胡骑东进、汉骑西击，避实击虚的战略,以卫青率5万主力部队迂回深人敌人纵深千余里，聚歼了匈奴的白羊王、楼烦王两部5万余人,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汉对匈奴的被动局面，而且加速了西北地区统一，解除了匈奴贵族从西北方向对京都长安的威胁，设立了朔方、五原等郡，从而也建立起尔后向匈奴深远纵深进攻的战略基地。
第二次战役——袭击右贤王庭（亦称“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战”）。公元前124年,匈奴右贤王部数次攻扰朔方（今呼和浩特以西地区），汉武帝派卫青挂帅，调集10万骑兵，以李息等率少数兵力在右北平（今凌源）出击，以牵制东部方向的匈奴军，而以卫青率主力实施远程奔袭,包围了在今阴山以北、高阙北六七百里的右贤王庭，给右贤王部以致命打击，使其几乎全军覆灭，并将匈奴分割为东西两段。此役，展示了西汉多年来苦心建设骑兵部队的巨大成就，标志着西汉骑兵部队已经能够担负反击匈奴的战略、战役任务。因此，也更加坚定了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决心。
第三次战役——袭击单于本部（亦称“汉匈漠南会战”）。公元前124年秋，匈奴军袭击代郡，杀死都尉朱英、掠去千余人。公元前123年2月，汉武帝命卫青率10余万大军进击匈奴，先后与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部打了两仗，虽然由于失去了战役突然性而战果不大，仅歼敌1.9万余，但给单于部以严重打击，使东部匈奴大举入侵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同时,此役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力量对比转变的关节点，战争的主动权基本上开始由匈奴手中转移到西汉王朝手里。
第四次战役——袭取河西（亦称“汉匈河西战役”）。河西是今天甘肃武威、张掖、酒泉等地区，因位于黄河以西而称为河西，历来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。经三次反击匈奴战役之后，匈奴只剩下东边的左贤王和河西走廊的休屠王、浑邪王两部。河西走廊的匈奴军比东部左贤王弱，又扼控通向西域的咽喉。汉武帝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北边防，决心组成强大的骑兵集团进击河西，以消灭匈奴右翼，切断匈奴和西羌的联系。结果，公元前122年匈奴军犯上谷地区，汉武帝在公元前121年命霍去病率军反击，先于春季快速奔袭两千余里，逐个击破今兰州、武威、酒泉等地的匈奴军，一举进军至敦煌附近，打通河西走廊；夏又采取分进合击、大纵深迂回战略，从匈奴完全意想不到的侧后方奔袭祁连山、酒泉东部附近的匈奴军，斩敌十之八九，投降之敌共4万余人，获得大胜。此役，使西汉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，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通道，“对西汉进而统一，我国西域地区具有重大战略价值，堪称奠基礼之战”并打击了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，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战略联系。更主要的是，此役从根本上铲除了匈奴在祁连山一带地区繁衍生息的重要基地。一些匈奴奴隶主就哀叹：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”此役之后，“金城、河西并南山至盐泽，空无匈奴”。
第五次战役——深入漠北求匈奴主力决战（亦称“汉匈漠北战役”）。此役，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大决战，也是汉武帝战略进攻的顶点。公元前120年匈奴军进扰定襄、右北平地区，汉武帝将计就计，于公元前119年以强大的骑兵部队深入漠北，求歼匈奴主力。
其中，卫青率部进击今乌兰巴托东南的单于主力，霍去病率部进击今二连浩特西北的左贤王部。卫、霍两军均获大胜，伊稚斜单于和左贤王部所剩不过十之一二，自此“漠南无王庭”。然而，汉军的伤亡也不小，损失数万人，14万余“官私马匹返回已不足3万匹”。
（漠北战役）
在上述5次战略反击中，汉武帝一方面组织力量不断歼击匈奴军，一方面边夺边建北部边防，实行屯戍部队与大量移民相结合的办法，加强边防力量。第一次反击战役胜利后，即在河南筑朔方城（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），并从内地徙民10万余到那里安家落户。第五次反击胜利后又移民70余万至边地，与屯戍部队一起共守边防。
（二）战略反攻后期
前期5次反击战役后，匈奴军大部被歼，人畜骤减，远遁西北。西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但人力、物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，元气亦伤。因此，从公元前118年至公元前113年，有5年时间双方处于休战状态。从公元前112年起至公元前90年，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,夺取对西域的控制权，以实现要匈奴“臣服”的战略目标，又先后在雁门、天山、杭爱山一带地区进行了6次反击战役。这6次战役，构成了汉武帝战略反攻后期的主要作战行动。
其结果，一次小有收获，两次无功而返，三次全军覆没。其主要原因：
一是卫青、霍去病等优秀军事将领均已病故，汉军将才无继。司马迁在总结汉武帝后期对匈奴作战失利原因时就写道：“尧虽贤，兴事业不成，得禹而九州宁。且欲兴圣统，唯在择任将相哉！唯在择任将相哉！”
二是长期用兵，大量消耗了国家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伤及元气。
三是内部政治斗争导致中央政府不能集中精力于对匈奴作战，同时也促使前线主帅李广利因担心遭受政治斗争牵连而于战场投敌。
但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汉武帝的战略目标过高，特别是在先胜五局的情况下，主观任性，忽视了国力、军力的严重消耗而继续大举兴兵。当然，这也许又是一个目标追求无限性与人生在世有限性所造成的“急性病”的典例。汉武帝通过一系列失利，也认识到自身的过错。
因此，下“轮台之诏以罪己”，并确定了“思富养民”的方针，封田千秋为“富民侯”、做宰相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，以恢复国力。汉武帝之后，经汉昭帝、汉宣帝、汉元帝三代的努力和匈奴内部的变乱，至公元前51年，“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归汉，终于结束了自“马邑之谋”开始的汉匈之间长达96年的战争状态，使匈奴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，“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与中原进一步实现了统一”。
前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，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挥师北上，彻底终结了近百年的战争。读史至此，无不称道。“汉”与“武”，也许是我中华泱泱数千年之重要力量。
二、其他统一战争
汉武帝在反击匈奴、统一北方的同时,还穿插进行了一系列统一南方、降服东北地区高句丽的战争。
在南方,先后发动了对闽南（今福建省境内）、南越（今广东、广西省境内）、东瓯（今浙江省境内）和西南地区的作战。用司马迁的话说，“越族人虽是蛮夷，然而其先祖禹”。他们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别分裂出去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汉武帝对南方的统一战争，也是国家统一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。
在东北地区，汉武帝即位之初，对位处东方一隅的卫氏朝鲜一直釆取极为宽容的羁縻政策。公元前109年，统治朝鲜的卫满之孙右渠发兵进袭西汉辽东东部都尉所，率先挑起武装冲突。汉武帝派兵反击，并于公元前108年赢得胜利，在那里设置玄菟（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镜南道一带）、乐浪（今朝鲜平安南、北道及黄海北道各一部分）、真番（今朝鲜黄海北道大部分及黄海南道、京畿道北部）、临屯（今朝鲜江原道及南江原道北部）四郡。
（汉武帝时期的辽东）
总之，汉武帝平定了闽越和南越的叛乱，稳定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，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，使今新疆和甘肃西部开始进入祖国的版图，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、鸭绿江流域。
三、汉武帝“北事四夷”的历史评价
汉初时，秦灭六国统一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除了诸侯国坐大外，还有一些地方势力割据，严重危害了国家统一。同时，一些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侵扰,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。汉武帝在被动情况下战略反攻中的开疆拓土,“将中国境内更多的土地和民族进一步统一起来，形成一个东临大海、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西、北到贝加尔湖、南迄南海的强大帝国。与秦代相比，其疆域范围有了进一步拓展，不仅大漠以南与中原实现了统一，而且西域、河南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，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基础。
汉武帝在“外事四夷”、开疆拓土过程中，有组织地实施了移民政策，加上汉军逃亡、投奔、被俘人员，从而使汉民族有许多人进人少数民族地区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因民族、地域、语言、风俗习惯的隔阂，将内地的粮食、丝绸、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输入边疆地区的同时，也把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各少数民族中，对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
与此同时，边疆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到中原地区，促进了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，比如匈奴的牲畜就源源不尽地输入中原，并逐渐成为中原的重要畜力。总之,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，不仅推动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，而且还打破了民族间的隔绝状态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。
汉武帝沟通中外交通的一项伟大成就，就是“丝绸之路”的贯通。公元前119年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，即与西域诸国正式建立了联系。这是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、开辟丝绸之路的奠基之举。
此后，使者相望于道，“胡商贩客，日款塞下”，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交通的大动脉。在南方，统一了南越、东瓯和闽越之后，西汉的航运中心也由齐地向南方转移，今福建的福州、广东的广州逐渐发展为海港都市，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。
不能否认，西汉文景盛世是西汉王朝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但汉武帝确属贡献最大的一位。三国时的曹植称赞汉武帝“世宗光光，文武是攘，威震百蛮，恢拓土疆，简定律历，辩修旧章，封天禅土,功越百王”。近代人夏曾佑说:“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，高祖是也。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，秦皇、汉武是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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